【转载】“欠债门”暴露社会过度溺爱企业家

深表认同，不过把标题里的“社会”改成“政府”，就真能反映当地中国的问题了

“欠债门”暴露社会过度溺爱企业家

梅新育 2008-9-4 02:00:00

在媒体穷追不舍、抽丝剥茧的调查之下，前福布斯上榜富豪陈金义“欠债门”事件暴露出的内幕越来越多，多年大量挪用公司销售收入纳入家族私囊、挪用合作伙伴前期投资、资本外逃、利用海外资本市场中国概念热潮玩弄 “空手道”上市圈钱等问题，暴露出了某些社会舆论和政府过度溺爱个别企业家，以至于不惜扭曲基本规则的问题。

引爆“欠债门”事件的乳化油项目与王洪成的“水变油”骗局不同，通过乳化将重油改良成为优质能源在理理论上是说得通的，问题仅在于探索合理的配方以及具备商业可行性的生产方法。若能成功，确实能够如同陈金义所宣扬的那样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然而，良好的意愿不能替代无情的科学现实。

根据有关报道，已由包括清华、浙大专家在内的鉴定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鉴定的“金伦油”实际上存在严重的技术疑点。浙江大学能源系的两位教授认为，“金伦油” 热值提高而硫含量和冷凝点降低的现象不可能同时出现，这违反了牛顿能量守恒定律。对一些技术疑点，陈金义及其合作伙伴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但 “金伦油”仍然通过鉴定，还被列入2006年省级新产品试制试产计划，不能不令人匪夷所思。不能不说，政府对陈金义的偏爱太过度了，以至于践踏了科研成果鉴定的基本规则。

部分社会舆论对一些民营企业家也存在过度溺爱：私营企业家的任何要求都是正当的；一切法律、道义，只要与私营企业家的要求产生冲突，都必须根据私营企业家的要求修订、让路等，在这种溺爱中，我们已经见识了数不胜数的违反基本逻辑、令人啼笑皆非的论调，同样是在这种溺爱之下，即使在不少负面内幕已经揭露出来之后，对陈金义“欠债门”事件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尊重失败的企业家”之类呼声。在从未建立过种姓制度的中国，社会舆论和政府对部分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的这种溺爱正在相互促进，仿佛要有将私营企业家树为凌驾于法律和道义之上的新型婆罗门种姓之势。

这种表面上的“爱护”并不利于企业家和企业家阶层，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父母都懂得不可溺爱子女，同样，对“刁民型”企业家的溺爱不仅会使得“刁民”个人趾高气扬，无意上进，而且会占用本来可以用于“良民”的资源，并树立恶劣的示范效应，逼迫、诱导“良民”向“刁民”看齐，其结果可能是整个企业家阶层的不求上进和堕落。这种表面上的爱护，还可能会将这个阶层推向全社会的对立面。也许，溺爱企业家的倡导者们期望这个企业家阶层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可是，这种先入为主的企图不仅蒙蔽了他们的判断能力，也无助于他们所钟爱的企业家阶层。

陈金义“欠债门”事件违反的具体法规已经不少，但这起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溺爱企业家问题涉及整个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因而更为重大。在当今中国社会，相信无论媒体继续爆出多少内幕，也自会有人为陈金义的所作所为百般辩护，“论证”责任不在于陈金义，而在于政府和社会没有给他更多的优惠和宽容，这需要全社会加倍努力清除这种有害的“溺爱情结”。

疯狂的重庆，让人胆战心惊

今天看到一条新闻《重庆万名官员“强化”经济课五本书》，寒毛倒树。新闻的内容是，重庆组织全部官员学习《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5本现代经济知识教材”。天呐，难道这发展经济就是共产党心中的全部政府职能？居然没有《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我预期：未来几年，重庆这个地方GDP将会大增，但是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阶层冲突加剧、文化凋敝、权力寻租泛滥。重庆这个地方的政府，太可怕了。

民族主义可以,以“民族主义”为名展示自己的愚蠢不可以

最近有外资投资中国的养猪业，引发愚蠢主义者的“外资圈猪抢钱”阴谋论。可是外资为什么要来养猪吗？为了实施美帝国主义的“通过控制中华民族的养猪业来压制中华民族的人”的阴险计划吗？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农业这个产业里，由于长期投资不足，资本已经成了稀缺资源，因此回报率很高，被嗅觉灵敏的高盛发现了。所以就算这的确是个阴险计划，破绽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积弊，可当初高盛还没进来的时候，怎么不见人死了爹娘一样的号呼为了“中华民族的养猪业及其人的生存，加大对农业的资本投入”呢？因为这些愚蠢主义者根本就没关心过这个问题－－他们压根不知道中国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他们真的关不关心民族利益都值得怀疑。只是外资的行动引起注意了，他们才意识到又一个炮制阴谋论，展示他们的愚昧的机会到来了。
综观全球，产业保护主义在世界各国都存在，而中国的企业受害较多，因此消除全球范围内的保护，对中国应该是有净利的，怎么会有人打着民族的旗号鼓吹保护主义呢？原来他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我真厉害

我的想法：灾后心理救援，可否考虑佛教的抚慰 得到应验了。以下是《读书》2008年8月的文章：

宗教仪式与灾后心理治疗

吴真

　　如果不是王菲出席5月21日香港佛教“护国息灾冥阳两利祈福法会”，这一场数万民众参与的超度法事可能不会引起媒体的注意。当全国媒体把目光投注于那些心理专家、心理安抚志愿者之时，另一项心理关怀工程，其实已经在灾区，在海内外悄悄展开了。

　　5月25日绵竹五福二小的教学楼废墟上设起了灵堂，法门寺和龙泉寺的高僧专程前来为死难者诵经超度。5月31日，中国道教发源地——成都大邑县鹤鸣山 举行了“两岸四地道教界为地震灾难祈福禳灾•追荐超度大法会”，这是中国两千年道教史上规模最大的超度法会。北京城的各大佛寺与道观，几乎都在地震之后两 个星期之内，举行超度祈福法会。

　　我们只要进入佛教道教网站，会发现各个网站都在号召祈福，发起超度法会。在各大论坛，也有一些信众发帖呼吁“如果您有在四川大地震不幸死难的亲人/朋 友，请来这里写下他们的名字，xx时间将有一场专门超度法会免费为他们超度回向。”更有不少人士通过网络和信件呼吁，在今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全国各处佛庙道 观的中元节超度法会法坛上，特别加上一块写着“四川省汶川5.12大地震一众亡灵”的灵位，集全国之诚为亡魂进行超度。

　　那些秉持暮鼓晨钟生活方式的佛僧道士们，从未像这次四川地震一样，感到宗教仪式对于生者心理安抚的重要性。在四川地震罹难者的灵位前，法师们施演超度 仪轨，信众们跟随诵经。笃笃木鱼与虔心礼诵音声共振，经文古朴的意义，法师的开示与宣讲，营造出让人心安定沉稳的气场。这样一种祈求阴安阳乐的宗教仪式， 既是一场向亡者致哀的悼念，也是对生者进行心理安抚的集体仪式。

　　台湾9•21大地震之后，香港“非典”之后，当地佛教界与道教界也发起了规模浩大的超度法会。人们发现中国宗教团体千百年来一直演习的超度仪式在功能上，与近百年才兴起的西方心理学哀伤治疗，虽殊途而同归。

　　西方哀伤疗法首先要生者接受丧亲的事实，充分释放哀伤的痛苦。佛教与道教则通过唱颂性的仪式表演来帮助生者正视死亡。佛教《梁皇宝忏》与道教炼度科仪 在法会一开始要“召亡”，十二段的召请文涵盖了世间所有亡者之魂，尽述他们生前各种苦难，让超荐亡者的人们感知自己的眷属被召请前来，与自己一同参加法 会。

　　法师低沉的吟唱，代言着人世间种种祸福苦难，诉说着亡魂各自在生时的种种虚妄与无常。与其说这是唱与眼前亡魂的哀歌，不如说是唱给笼罩于恐惧的生者的 安抚曲。这一段“召亡”科仪历时近半个小时，唱者如泣如诉，听者心有戚戚，往往泣不成声。这种宗教仪式中的亡魂哀歌，是一种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国式“倾诉疗 法”，当灾难可以被言说时，灾难带给生者心理的恐惧也渐渐被克服。

　　哀歌将人世间的无常描写得十分清楚，不断地提醒生者须从荣欲权位等浮生幻梦中超脱出来。生者对于现实物欲生活升起离心，认识什么是生命中最基本的需 要，从而更为珍惜眼前的幸福，这一效果在西方哀伤疗法中是第三步骤，即让生者逐渐接受与适应失去亲人后新的环境，在感情上将亡者留在心中的某一个位置，而 在现实中继续坚强生活下去。

　　心理学专家在电视上频频提醒公众理解受难家庭亲人的感受，他们可能会害怕亡者在未知的世界中受苦，因此想要做一些什么，来弥补在一起时没有做到的事。 佛教“放焰口”仪式和道教“炼度仪”正是基于这种亲人对亡者在另一世界的关注，设计出一整套具体完整的仪式动作去展演亡魂如何顺利经历阴间冥途之旅、如何 解除亡者在生时的罪过，以及最终如何重回生命的起点，往生极乐世界——亲人们与法师一起持着香火，走过纸扎的地狱门、鬼门关、城隍庙、土地祠，一直来到冥 河上的奈何桥。在一条纸制的彩绘桥上，法师与亡者亲属共同牵引着象征亡灵的灵位度过纸桥，令生者体验到是自己将亲人的亡灵送上了天堂。

　　通过仪式动作，生者象征性地“看见”亡魂转变成仙的过程，或许可以帮助他们克服由于亲历死亡的心理危机。而且宗教人员和世俗信众通过在仪式中各种相关 的象征性仪式行为，投入地共同演出度亡升仙的仪式，可以让生者转移自身的注意力，缓解哀伤情绪。如果说四川灾区孩子们在心理医生的带领下，一一放飞写满他 们地震感受的纸飞机，是有效的心理“游戏疗法”，那么佛教道教超度法会上那些沿袭了千年的仪式动作与吟诵音乐，又何尝不是对于成人的另一种宗教游戏疗法？

　　佛道超度法事最末也是最为关键的节次是施食仪，即向一切四生六道无人祭祀的野鬼孤魂施以甘露与幽衣、纸钱和净饭（一般以包子与糖果代表），令其温饱富 足地行走在黄泉路上。在法师施以加持变食法咒之后，这些包子糖果在宗教理念上被认为已经施给了亡魂，使之得解饥渴寒苦。由于受过佛法（道法）加持，这些包 子糖果又成为具有神圣意义的吉祥食品，超度法事的最后，人们纷纷取下带回家中，寓意携平安而归。

　　法事完毕，亡者得度，生者得福，生活归零。原本恐惧不安的生者，将他们的悲痛带到超度法会上来，将他们的哀思在集体吟唱中抒发，将他们的恐惧在集体仪式动作中释放，最后收获平安消灾的信物，回到家中。

　　超度法事对亡魂种种关怀，一方面表达了中国人对受伤的“他者”极其真实感人的同情和关怀，另一方面又可唤起参与仪式观众的同情心以及对人世间苦难的感 知能力。超度法会使个人哀伤成为一个仪式化公共事件，使个人灾难成为社会共同承受的事件，从而使哀伤者得以从个人的哀伤中抽离和解脱出来。在这一社会事件 中，对苦难的超越与征服遂成为一种共同感知的社会信念。

　　港台佛道界名道大德在主持超度法会时，常常以“阴安阳乐”概括法事之缘起。阴安阳乐，死者安息而往生，生者安宁而延生，超度法事彰显了中国人对于亡者以及他者的人文关怀。通过仪式实践，生者体会着亡者的苦难，最终超越人生苦难。

我很欣赏孟懿同学

可惜他已经死了，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的遗书。我从他的遗书中感觉到他对自己生命有高度的awareness和控制。很多人不知自己为什么活着，也不是每个自杀的人都知道为什么自己要死，懵懵懂懂的活着，懵懵懂懂的死，没有体现出人类生命的价值。人的第一重境界是动物性的本能的延续生命，第二重是为了更抽象的目标而牺牲生命，最高的境界就是思维超越生命－自身生命和思想的关系不仅仅是生命是思想的容器，而且生命成为思想中的一个first-class object，它可以像任意一个物质对象一样被认知，被操控（包括结束）。这样的生命，我称为high-order life。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只是以我现在的知识还不能深入思考，先记一下，以后再研究。

最困扰的问题，经济学还是否有效？

1.虽然每一本经济学教课书到致力于化解对“有限资源”的担忧，教导我们经济增长是没有极限的，但生活在2008的人类，看新闻的话，还是会忍不住担忧的。毕竟这一次可能限制我们的资源不仅仅是“可取用物”，如化石燃料，而且还包括了一种全新类型的资源限制，即地球生态、气候乘载力，也就是说污染到不能再污染了，排放到不能再排放了。以前从未听说过烧燃料和农业有什么关系，现在全球变暖导致气候异常，农业减产，这都是从前的经济学理论没有考虑进去的。还有，经济学讲究把long-term和short-term分开看，或许在long-term里，人类的确可以不断的发展科技，寻找到替代资源以支撑经济发展。但是在short-term，会不会出现发展过猛导致崩溃呢？

2.经济指标捕捉不到的一些重要事情。比如房屋质量，一个社会可能几百年遇不到一次地震，但是地震后决定这个社会的well-being的不是地震前的人均GDP，而是国民的质量意识和政府的监管水平。

3.国家的目的是什么？政府把经济指标作为主要发展参考是否合适？

[转]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发现自2008.6.12《 南方周末》E30版
转载自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80612/ArticelE30006FM.htm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命运

　　□刘瑜

　　去年,我给学生出过一道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能否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结果学生写了一篇义愤填膺的文章讨檄“新自由主义”,称中国的成功和新自由主义没什么关系。我给她指出,这有点违反常识,看看中国30年来的经济自由度的扩大,再看看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见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学生只好承认,她这样写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书籍,几乎所有她找到的关于新自由主义论述,都对这个概念咬牙切齿,她也只好依葫芦画瓢。

　　也是,确实不能责怪她的偏颇。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西方人文学界,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几乎已成“过街老鼠”。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比如乔姆斯基、斯蒂格勒茨都似乎与这个词不共戴天。中国的知识界也受其影响,时不时有学者振臂高呼要打倒“华盛顿共识”。

　　但这事一直令我纳闷。

　　据说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经济干预、财政紧缩、企业私有化。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新意,与“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出现在凯恩斯主义之后,所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撒切尔、里根、皮诺切特、辛格。搁置其中某些人的政治观点不说,他们的政策在经济方面都相当成功。公共知识分子们得多么无视现实,才会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经济政策说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新自由主义并非仅让“一小撮精英”受益。拿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两亿多,这两亿农村人口属于哪门子精英?不可否认,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太大,但这种悬殊,其中多少是因为市场改革,又有多少是制度漏洞导致的贪污腐败?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替代政治改革。

　　当然对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批判也不是无中生有。前苏东、非洲、拉美都经常被当作例子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不过,苏东地区在转型初期呛了几口水之后,现在似乎学会了在自由经济中游泳,而且游得还挺快———近年来东欧各国平均增长率都在4%-7%。所以批判者在那里似乎已经失去了阵地。非洲这块阵地也不大牢固。虽然新自由主义在非洲遭到了失败,但哪个药方没有在非洲遭遇失败?非洲各国刚独立时,最先拥抱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经济。后来国际援助纷至沓来,也无功而返。非洲简直就是经济学家的“百慕大”,开一个药方栽一个药方。

　　于是拉美就成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最有力证据。从1980年代末开始,拉美国家开始尝试自由化改革,但经济增速缓慢不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在墨西哥和2001年在阿根廷)几乎让新自由主义信誉扫地。信誉扫地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近年来拉美各国左翼势力回潮、左派政党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国连连得胜。

　　但是,拉美现象需要更仔细的观察。

　　首先,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也不是一败涂地。智利是拉美最坚持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但是经济始终保持良性增长。巴西、秘鲁也实行温和的自由经济政策,经济同样稳步增长。就算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收缩经济自由,收缩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委内瑞拉还是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体系来卖石油；Ortega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后表示他已经放弃暴力土改的主张；阿根廷近年的经济复苏恰恰是因为政府严格控制开支……“国家主义”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实施,与其说是一小撮自由经济原教旨主义者四处“传福音”的结果,不如说是旧政策走到死胡同后的一个反弹。与东亚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不同,拉美战后一直在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结果东亚各国通过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乘风破浪,拉美却因为“自力更生”成了国际经济中的孤帆远影。批判者试图制造一种印象,似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好好一个拉美给糟蹋了,事实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的经济困境,比如阿根廷,财政紧缩政策前通胀率达到 2000%,因为撞了南墙,所以必须回头。

　　当然也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完全无可指责———过早过快地开放金融市场是拉美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东亚和拉美的历史都说明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需要循序渐进,金融开放、贸易保护、劳工条件方面尤其需要小心避雷。

　　新自由主义在欧美、中国、印度基本一帆风顺,在东欧、非洲、拉美却走得跌跌撞撞,为什么同一个药方,却会有两种命运?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 “鱼”也可能被养死。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作者为剑桥大学讲师)

比寡头和垄断还恐怖的竞争市场

尽管资源价格在上升，“中国制造”却还保持低价，甚至在价格战中继续降价。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应为“中国制造”的竞争太充分了。降价的恶果有两个：一个是让消费者不懂得勤俭节约，一个是越来越强的外部性－－在高昂的成本前，低价只能靠外部性来支撑：包括，但不限于：剥削劳工、排污、更大的债权人风险。在入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只能看到“寡头和垄断导致总福利损失；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才是有效率的”，而在实际生活中，竞争市场却是凶猛的怪兽。

新华社也想说中国人是thug？

新华社的文章：

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烧事件
2008年06月29日 05:48:30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贵州瓮安６月２９日电 贵州省瓮安县城２８日下午发生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

据当地警方介绍，２８日下午，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东方式的节俭将会复兴

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想明白了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812048,00.html
可喜可贺。这是人类的未来。

高油价是一件好事情及某些虚伪的西方人

2008年最令人快乐的事情就是高油价了。新闻里不断传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为此改变的消息——当然是朝更节能的方向。经济理论是对的，良心是没法改变人类行为的，只有价格可以。不过我也看到某些西方人的虚伪，这些人就像被玉米捅进肛门一样嚎叫不止，完全不顾自己的“绿色”形象了。要我说：阿拉伯雄起！油价再翻一翻！

奥林匹克图标

画得挺好，我也仿一个：

[转载]不要犯莎朗·史东的错误

我不明白，为什么右翼愤青们在被Caffety和Stone深深的伤害了感情的时候叫得是如此的惨烈，但是在感情没有被伤害的时候一个劲的说某民族是分裂主义分子（非常大逆不道的说一句，我觉得“分裂”是个中性的词），某民族是恐怖分子？这不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吗？看到薛兆丰的blog《不要犯莎朗·史东的错误》，觉得很有道理，节选转载，原文来自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d53fbc01009igg.html

史东的错误——即使在她自觉已经上了一课后仍然没有意识到的错误——是我在大约5岁的时候犯过的错误，那就是用“集体概念”进行思考。

我在大约5岁的时候，经常日复一日地与其他小朋友争论，究竟姓周的人是不是比姓林的人更好，而姓林的人又是不是比姓刁的人更好。我那时想：姓周的人当然是最好的，姓林的人就一般，而姓刁的就最差，因为只有刁德一那样的人才会姓刁。

那些争论没有什么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晚上向父亲投诉，要求主持公道。父亲总是回答：无论姓什么，都有好人和坏人。这个过程重复过很多次，一直到我长 大。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才学会有意识地尽量不以“集体概念”进行思考。转变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缓慢渐进的。直到我阅读布坎南（J. M. Buchanan）和图洛克（G. Tullock）的《关于一致意见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的第2章时，仍若有所得。

今天在史东的谈话中，显然看到了我当年的错误。在她的思维里，始终只有“A族群”和“B族群”集合概念，也始终只有“A族群遭殃”、“B族群援助”这样的全称判断。只要你限於使用这样的“集体概念”进行思考，对世事的认识就永远幼稚，IQ再高也无济于事。

然而，史东所犯的错误，也是今天海内外许多华人常犯的错误。美国“911”世贸大楼倒塌的时候，不少人鼓掌大叫“美国人活该”。试问这“美国人”的概念是 不是太泛了？据传家乐福某个股东做了被认为不该做的事情，就能一呼百应地抵制所有念得出名字的法国货。试问这“法国货”的范围是不是太广了？

地震之后涌现了许多感人故事，文人墨客就诗兴大发，赞叹“神州大地”怎样、“炎黄子孙”如何。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主人公们是因为他们是具体的人——是丈 夫、是妻子、是儿子、是父亲、是母亲、是有责任感的士兵、是有同情心的过客——才为之，而不是发现自己是“炎黄子孙”才为之？

其实，西恩恩某个言责自负的主持人说了句什么，荷里活某个信因果报应宗教的女星说了句什么，对中国老百姓的福祉根本不造成影响。以前有人十年如一日诬蔑别 人生活得水深火热，又何尝动过人家半根毫毛？又何尝听过人家抱怨民族感情受到伤害？

须知“多难”不是那么容易“兴邦”。从“多难”如何转变为“兴邦”，不是一个向小学生可以问得答案的问题，而是必须由成人经历深刻且痛苦的反思才会有所领 悟的问题。而要作深刻且痛苦的反思，第一步就是摆脱以“集体概念”进行思考的习惯。简单说，就得从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再质问辩论对手“是不是中国人”学 起，否则就是犯了跟史东一样的错误。

中国知识分子真苦,中国知识分子真难,中国知识分子真危险

看了很多我感觉有知识分子气质的blog，我的感觉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真苦,中国知识分子真难,中国知识分子真危险。在中国这种国家，知识分子向政府传递观点的路不是很通的，但是写个blog向大众表述呢？看着每一篇blog下面极不友好的评论，我真的是心寒。基本上如果blog文章有以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就会有一群人上来攻击、辱骂：

1. 主张环保，反思经济发展，反思唯GDP的；
2. 在民愤的时候，主张对民愤对象理性批判而不是谩骂的；（不敢相信要是有人胆敢为民愤对象辩解会怎样，估计苏格拉底没死，这哥们先被干死）
3. 认为某些少数民族被边缘化，同情之的；
   
4. 任何让中国人出丑和不那么骄傲自豪的；
   

从genocide到cultural genocide

留意一下以中国的民族问题为借口的反华网站和著名的“流亡”少数民族人士和他们的组织的言论可以发现，它们对中国的主要指控，正在由genocide转变成cultural genocide。我猜想这其中的原因，是过去中国比较“不透明”，和西方世界联系较少，这些人倾向于信口雌黄，因为即使没有证据，也有人买账。但是现在的事实是少数民族人口告诉增长，在数字面前，这些人如果再一口咬定genocide，就有被指撒谎，被抛弃的危险，于是他们及时的把指控转成更难以定义的cultural genocide，以维持他们的事业的“正当性”。但是这样的转变，不能不引起第三方的思考：如果我过去相信了你的“genocide”说，而你却自己撤销了这样的说法，岂不是你自己承认了自己过去在撒谎。既然你有这样的前科，我又如何相信你现在的“cultural genocide”是有真凭实据的呢？如果我因为你遭受genocide而同情过你，我现在会感觉被利用了。如果我因为你遭受所谓的cultural genocide而同情你，再过几年，你又自己撤销了指控，我不是傻子吗？

灾后心理救援，可否考虑佛教的抚慰

数百亿的捐款，或许可以稍稍弥补灾民的巨大物质损失，但精神的创伤呢？有什么资源可以动用起来？每个哀痛的人都可以捐款捐物，但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心理救助技能。尽管此时心理学人才短缺，但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巨大的精神的资源－－我们的佛教文化。我知道政府向来和宗教届关系不好，怕“宗教势力”坐大，但是回顾历史，中原佛教从来就没有威胁过中央政权。让僧侣们去灾民安置点为死去的人做超度的仪式吧，或许可以稍微慰藉失去亲人，缓解他们内心的苦痛。让幸存的人去给菩萨磕个头吧，让他们相信世界并不是不确定的深渊，让他们的心理在行善积德的理念里得到支撑吧。

论允许合法持有武器对降低犯罪率的作用

这个题目看起来非常荒诞是不是？但是根据我所知的有限的经济学知识，允许合法持有武器也包含降低犯罪率的因素：在武器不能以低成本获取的情况下，犯罪手段较低下，因此犯罪目标更集中于较低的社会阶层－－这些受害者更缺少自我保护的资源，对起实施犯罪的成本较低。而如果犯罪者拥有先进武器，犯罪行为将转移到针对更高的社会阶层，而这些阶层正是政策的制定者，因此当他们受到更多的犯罪威胁时，就会采取措施提高社会公平度，从而减少犯罪。而且允许合法持有的武器威力越大，对上层社会构成的威胁越大，这种从更本上降低犯罪的动力就越强。想象一下－－富豪和高官的防弹车能抵挡手枪的射击，减小自动步枪的威胁，但对RPG的袭击几乎无能为力，这时他们要自保，只能考虑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了。 当然，这个因素能不能成为显性，还需进一部研究。而且除总体上减小犯罪对社会的破坏以外，减小单个犯罪的暴力程度也是应该追求的目标。因此目前我并不推荐实施这一政策。

discriminated exploitation

《21世纪经济报道》网站刊登了题为《对罪人的爱》 的文章，探讨“80%的网友投票支持‘对于砍手党应该就地击毙’”背后的人性与社会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视角： 1.关于击毙：就地击毙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一个损失是，击毙砍手党成员后，就少了一个犯罪研究的对象。通过对这个对象的研究，可能给我们对经济、社会、犯罪行为学的看法带来启示。当然，这是比较次要的事，重要的是： 2.谁是罪人？为什么会出现“砍手党”？显然是社会下层的生存空间受了社会上层的挤压。犯罪问题的根源，不是犯罪嫌疑人失去道德约束，而是有资本有权力的人不公正的对待下层人士。渲染砍手党作案手段的残忍，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激起“义愤”，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对社会不公的关注被一个受挤压群体与另一个受挤压群体的内部斗争代替。定量的分析一下：谁是我们的主要威胁？房地产开发商、石油化工厂、制药厂，还是维吾尔小偷、砍手党？这种维持社会稳定的方法，称作“歧视性剥削（discriminated exploitation）”，即：温和的剥削大多数人，然后非常严酷的、彻底的剥削少数人，剥削到这些人完全失去讨回公正的能力（通过取消他们受教育的权力，让他们不懂法律，甚至无法理解谁应该为他们的遭遇负责），使他们开始以反社会的方式报复。而首当其冲遭到报复的，自然不是躲在高墙深院后的高层，而是受到温和剥削大多数－－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暴露于犯罪威胁下，而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又不足以自我保护。加上媒体的误导，受到温和剥削的大多数就把受到严酷剥削的少数当成了“敌人”，而上层再以“惩罚犯罪者”的姿态出现，竟成了大多数人的盟友，从而逃脱了社会的约束。维持对多数人较温和的剥削无疑是“明智”的，因为乘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结果是客观的，而“引导社会中下层产生内部矛盾”，是保持这种格局的重要手段。

和解达赖喇嘛，开拓Dharamshala？

声明：本博客纯属思维出轨，不代表本人观点
中国是否打算与达赖喇嘛及其政治机构有条件和解，然后给予流亡藏人中国公民身份，并在Dharamshala推动“高度自治”，使Dharamshala实质上成为印度中的中国？如果这样做，中-印关系如何维持？

【转载】泼妇骂街并非有效的“信息战”战术
转载两篇文章，显示当权者的无知、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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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示威自有心战妙法
来源: 南方周末作者:梁文道　

奥运火炬抵达香港，香港政府把打算前来示威的丹麦艺术家高志华遣返出境处理。这让早已习惯了反对派存在的香港人十分错愕。

奥运火炬抵达香港，世界必将静观。一来这是奥运火炬传送历程在华首站，二来大家会很想知道在一国两制底下一向宽容各种示威活动的香港将以何种手法应对抗议的声浪。结果香港政府做出的第一件事是把打算前来示威的丹麦艺术家高志华（Jens Galschiot）遣返出境。这项罕见的行动或许会得到不少内地同胞的掌声，觉得特区政府站稳了民族大义的立场,处理异见分子(或曰“反华分子”）毫不手软。但许多香港人则感到十分错愕——不是他们全都支持高志华的行动，全都赞成借着火炬传送历程所发出的不同意见；而是他们早已习惯了反对派的存在，一时间不能理解不让人专程来示威的原因。至于外国传媒的意见，那就更是可以预料，一定是大声叹息香港的失色和一国两制的消亡了。
香港特区政府这次决定确实不寻常，因为它不符合港府近年处理示威的惯常模式。那么它的惯常模式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盛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化艺术”和“政治心战”近年也开始在港流行，尤其自从曾荫权上台之后，对于这套英美等国政府擅用的技巧，更是玩得得心应手。许多“愤青”在所谓的“西方反华浪潮”里感到的是一套由上而下，从政客到传媒的阴谋和计划。他们大概以为那些平日貌似中立客观的媒体其实都是受到政治势力支配的，而且还是上头有命令下面就执行的那种硬性支配模式。没错，这些媒体是会受到政客的摆布，但其中的机制和过程却绝对不简单，发挥效用的就是当今世界政坛最为崇尚的“政治化艺术”了。
就以香港政府应对每年一度“七一大游行”的手法为例，它知道香港市民有示威游行的权利，绝对不可硬性阻挡，否则只会激起更大的愤怒甚至一场公关灾难。它一方面要保持自己开明的形象，另一方面则要确保这些游行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它定调，淡化它的分量。第一步是鼓励亲政府的团体上街 ——不是高举支持政府的旗帜，否则只会强化双方的冲突，让反对派的身影显得更高大；相反地，它是要平素亲己的组织也出来抗议，抗议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最好还是些政府迟早也要处理的缺漏；如此一来，事后方显政府顺应民情之大度。
第二，媒体再怎么独立自主，也总有立场贴近政府的时候或者一向与官方友好的朋友吧，这时就是他们发挥作用的好时机了。办法不是要他们大力抨击反政府的声浪，也不是要他们干脆什么都不报，而是暗示他们要“平衡报道”。所谓“平衡报道”，就是把篇幅和时段平均分配给支持政府的队伍，小骂大帮忙的亲政府团体的 “抗议活动”，以及真正的反对派活动。这还不止，懂行的媒体还会自行再分割反对派，让它们成不了一股“反动大气候”。举个例子，假如是抗议火炬传递的游行，就让记者分别采访“藏独派”、“人权派”、“达尔富尔危机派”以及有其他诉求的主张者，好让原来看似完整的“反华势力”分裂呈现为截然不同的小股人马。
如此一来，整场抗议游行就变成一趟五颜六色的嘉年华了。最后再由政府发言人甚至特首本人发言，说些什么“多元社会有不同声音很正常”之类的话，一锤定音。若换了是奥运火炬的传送遭到示威，那就来段“每一届的奥运都会有人发出不同的意见，也都会有人借机表达政治主张，这是很正常的事”。于是原来抢尽风头激起矛盾的事就变成了四年一度的家常便饭，而政府则可摆出一副开明自由的样子，不只模糊了对手的焦点，说不定还能赢得掌声。
遇到反对自己的声浪，每一个政府都会头疼；然而在不同的社会体制底下，政府却要懂得使用不同的处理手法。以香港的情况而言，媒体相对自由，人人皆可上街，使用这套西式的“政治心战”术本是不二之选。可是奥运火炬一事全国关注，特区政府当然明白它的观众不只是香港市民与国际传媒，所以也只好改弦易辙，不让示威者入境了。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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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BBC一样优雅客观地飞翔
http://www.douban.com/review/1336934/
不仅这篇文章有意思，看下面几个用正体字写的脑残宣传也极有意思。可惜这篇文章也太优雅客观，脑残政委虽然很不爽自己的BBC天皇玉音公然受辱，又不能破口大骂，只好说些“世界上没有客观”的话来搪塞，然后又把CCTV提出来打一顿。政委，人家在说BBC，你把CCTV弄出来干什么？你以为中国人真信CCT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