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将是蕴藏巨大学术价值的人类学的新田野。关键是创意和技术。另外在现有互联网基础实施上，还有无穷的功能有待出现。互联网对生活的影响才初见端倪，好戏还在后头！Times上一篇文章The Most Depressing Day of the Year就是这个范畴，很有意思。
二楼：Telegraph网站上有一篇报道：Larry Brilliant, of Google.org: Internet 'is pandemic early warning system'。
三楼：据传2008年第二期的Popular Science上报道了一个叫MarketPsy Capital的公司，通过统计分析互联网上有关股票的文字（blog，新闻等）来预测市场走势。
四楼(08March3): 围棋，由于状态空间特别大，特别“自由”，所以电脑程序玩得不像玩国际象棋那么好。可不可以从围棋游戏网站收集大量对弈，建立pattern-based heurisitc database呢？
Wednesday, January 30, 2008
Friday, January 11, 2008
我的role model
我的role model是两个叫赵文量和杨雨澍的人。搜了他们的名字，把我看到的感召我的文字片段收集一下：
由于他们的不合作、不对话态度，文化体制对他们的成就，至今保持着刻意的沉默。
（记得电影Michael Collins的台词Our only weapon, is our refusal！ ）
“我到广东、广西、江南、江北、楼上、楼下，到处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今天在这里我才见到创新的东西……一看画就知道你们没有见过外国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创造……听说你们没有进过学院，太好了。中国人总喜欢把学院办成衙门，一进去就坏了，我是多年的院长，深知这一点。” －刘海粟
自6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常常在一起探讨绘画。当时的艺术界，开始全面实行苏联契斯恰珂夫教育体系，并独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赵文量和杨雨澍的艺术风格，形成于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绝大多数的艺术家，越来越深地卷入国家政治旋涡成为工具的时候。一方面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红光亮和高大全式的作品铺天盖地，艺术风格千篇一律。另一方面是，所有不同的艺术风格都遭到围剿，其中现实主义内部还"不够革命"的老一辈艺术家也不能幸免。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中，赵文量和杨雨澍自1966年始，反"艺术为工农兵"的道而行之。强调艺术中的个人情感，置"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于不顾，热衷研究大自然和外光色彩，并逐渐把中国传统文人缘物寄情和笔墨情趣的美学观应用在油画的创作中。
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文革中，他们这种无视主流艺术的姿态，自得其乐地沉浸在一种纯洁的艺术试验中，非常类似传统文人在黑暗官场之外的那种"聊寄胸中逸气"的立场。他们的许多作品，因此都有一种孤独的感觉。这与他们在文化的全面浩劫中，始终保持着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和艺术的纯洁性有关。
1973年，赵文量遇到同学的母亲徐亚筠女士。这位曾经的北大才女、胡适的学生，刚刚被儿女拒之门外。儿子在给母亲的五块钱生活费上写着：“特此恩加五元 钱。”母亲拿着这五元的钞票泪如雨下。这个年轻时周游东南亚、文雅美丽的女子，已是头发枯黄的老太太模样，衣服上还印着做饭时留下的油渍。赵文量把她的模 样画下来，画作的名字是《诗人》。徐亚筠女士看了画，说“我一个穷老婆子，没有人要，谢谢你把我画得那么有尊严。”
“我们有时候吃两顿饭，中午1斤面条，晚上1斤面条，一共是4毛2分钱。夏天顶多添点西红柿和黄瓜，价格也不贵。”
他们也从来没有出售过任何一幅自己的画，是罕见的“不卖画的画家”，虽然卖画的机会也不少。
后来有画廊与他们谈签约，选了六七幅画，想以每张1000美金直接买断。“怎么能答应？有了钱，我们的精品也就没有了，那对我们而言更是巨大的损失。”赵文量说。
近年艺术品市场繁荣，很多画越卖越贵。“现在所有人都被炒作，我们一旦进入，价钱卖得很低，那何必自讨没趣、羞辱自己呢？这是尊严问题！”杨雨澍坐在小板凳上，很动情。
“现代人很难理解———这些画都是给我自己看的，什么叫我的生命？她们都很耐看。她们就是我的四肢的延续。我为什么要砍掉自己的手和脚呢？我们希望完整地保留，不管对抗政治压迫，还是金钱压迫，都应该挺下去。”赵文量说。
“我们经历的苦难比凡高多得多。”
自1960年代到1970年代末，这前20年，在红旗招展的年代中，他们偷偷摸摸地在地下搞现代艺术，成为边缘；1970年代末期浮出水面，开放后的20年，按说把进口的洋玩意搞出中国特色，已经可以纳入主流艺术的视野，但是，因为清高，在越来越商业化的今天，他们依然边缘；更不可思议的是，由于当代艺术的“国际接轨”，装置、新媒体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时髦媒介时，没有人，尤其是没有年轻艺术家，再会对现代主义早期绘画的中国转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劳作感兴趣；同时作为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在当代艺术肆无忌惮的面前，也主动选择了边缘。
将忠实艺术与个人尊严等同，赵文量及其绘画弟兄在过去四十多年完全交付给画布，远离官场与市场的门墙。
无名画会的光荣，是从来不属于美术界。中国美术界不缺少画家与作品，但无名画会提醒我们，许许多多狎弄艺术的人，并不是真的艺术家。—陈丹青
由于他们的不合作、不对话态度，文化体制对他们的成就，至今保持着刻意的沉默。
（记得电影Michael Collins的台词Our only weapon, is our refusal！ ）
“我到广东、广西、江南、江北、楼上、楼下，到处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今天在这里我才见到创新的东西……一看画就知道你们没有见过外国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创造……听说你们没有进过学院，太好了。中国人总喜欢把学院办成衙门，一进去就坏了，我是多年的院长，深知这一点。” －刘海粟
自6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常常在一起探讨绘画。当时的艺术界，开始全面实行苏联契斯恰珂夫教育体系，并独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赵文量和杨雨澍的艺术风格，形成于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绝大多数的艺术家，越来越深地卷入国家政治旋涡成为工具的时候。一方面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红光亮和高大全式的作品铺天盖地，艺术风格千篇一律。另一方面是，所有不同的艺术风格都遭到围剿，其中现实主义内部还"不够革命"的老一辈艺术家也不能幸免。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中，赵文量和杨雨澍自1966年始，反"艺术为工农兵"的道而行之。强调艺术中的个人情感，置"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于不顾，热衷研究大自然和外光色彩，并逐渐把中国传统文人缘物寄情和笔墨情趣的美学观应用在油画的创作中。
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文革中，他们这种无视主流艺术的姿态，自得其乐地沉浸在一种纯洁的艺术试验中，非常类似传统文人在黑暗官场之外的那种"聊寄胸中逸气"的立场。他们的许多作品，因此都有一种孤独的感觉。这与他们在文化的全面浩劫中，始终保持着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和艺术的纯洁性有关。
1973年，赵文量遇到同学的母亲徐亚筠女士。这位曾经的北大才女、胡适的学生，刚刚被儿女拒之门外。儿子在给母亲的五块钱生活费上写着：“特此恩加五元 钱。”母亲拿着这五元的钞票泪如雨下。这个年轻时周游东南亚、文雅美丽的女子，已是头发枯黄的老太太模样，衣服上还印着做饭时留下的油渍。赵文量把她的模 样画下来，画作的名字是《诗人》。徐亚筠女士看了画，说“我一个穷老婆子，没有人要，谢谢你把我画得那么有尊严。”
“我们有时候吃两顿饭，中午1斤面条，晚上1斤面条，一共是4毛2分钱。夏天顶多添点西红柿和黄瓜，价格也不贵。”
他们也从来没有出售过任何一幅自己的画，是罕见的“不卖画的画家”，虽然卖画的机会也不少。
后来有画廊与他们谈签约，选了六七幅画，想以每张1000美金直接买断。“怎么能答应？有了钱，我们的精品也就没有了，那对我们而言更是巨大的损失。”赵文量说。
近年艺术品市场繁荣，很多画越卖越贵。“现在所有人都被炒作，我们一旦进入，价钱卖得很低，那何必自讨没趣、羞辱自己呢？这是尊严问题！”杨雨澍坐在小板凳上，很动情。
“现代人很难理解———这些画都是给我自己看的，什么叫我的生命？她们都很耐看。她们就是我的四肢的延续。我为什么要砍掉自己的手和脚呢？我们希望完整地保留，不管对抗政治压迫，还是金钱压迫，都应该挺下去。”赵文量说。
“我们经历的苦难比凡高多得多。”
自1960年代到1970年代末，这前20年，在红旗招展的年代中，他们偷偷摸摸地在地下搞现代艺术，成为边缘；1970年代末期浮出水面，开放后的20年，按说把进口的洋玩意搞出中国特色，已经可以纳入主流艺术的视野，但是，因为清高，在越来越商业化的今天，他们依然边缘；更不可思议的是，由于当代艺术的“国际接轨”，装置、新媒体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时髦媒介时，没有人，尤其是没有年轻艺术家，再会对现代主义早期绘画的中国转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劳作感兴趣；同时作为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在当代艺术肆无忌惮的面前，也主动选择了边缘。
将忠实艺术与个人尊严等同，赵文量及其绘画弟兄在过去四十多年完全交付给画布，远离官场与市场的门墙。
无名画会的光荣，是从来不属于美术界。中国美术界不缺少画家与作品，但无名画会提醒我们，许许多多狎弄艺术的人，并不是真的艺术家。—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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